香港新浪網 MySinaBlog
Edy | 26th May 2011 | 一般 | (11 Reads)
翁傑緊抿著嘴,臉憋得通紅,“啪”的一聲,一顆滾燙的熱淚打在了孫老師的手背上。孫老師也有點難受,但她的難受不是我們能理解的:剛教過他,剛升入一年級,就把他忘得一干二淨了,就像後來電影裡認識的黃天霸。
那天放學後,翁傑一路上都在罵“孫老媽”,並逼著我也罵了幾句。不久,她就嫁人了。
從幼兒園到一年級,我和翁傑的座位一直都挨得很近。那時無論哪兒有電影,也不管有多遠,我們都會跑去看。路上他會買一些瓜子或是花生,偶爾也會買一些餅乾,這已是比吃油條更奢侈的享受了。翁傑的口袋裡總是會有錢,幾毛或一塊,後來才知道有很多都是從他奶奶那兒偷的。他奶奶是舊社會的妓女,是打過國民黨的爺爺在內戰結束後像領救濟糧一樣把她從青樓裡帶出來的。奶奶很聰明,存了很多大洋,誰都不給,死得很匆忙,臨終前也沒有來得及說出來。
有一次我們在看了《銅頭鐵羅漢》的第二天的晨讀課上,翁傑一定要說他的頭是鐵頭,讓我拿東西敲幾下聽聽,跟人家頭上發出來的聲音就是不一樣,而且不會疼。我不信,他把自己的鉛筆盒遞給我,頭伸過來,說:“你敲!”
我試著敲了一下,笑著問:“疼嗎?”
他蒲了蒲頭髮,說:“你是在撓痒癢呢!”
我微微用點力,敲了幾下,又笑著問:“疼嗎?”
翁傑撓撓頭,愜意地說:“好舒服啊——越用力越舒服!”
一九八五年舊曆四月十五清晨,我整六歲。可是直到六歲,我每晚仍然喜歡賴在母親的身旁睡覺,並且得母親摟著,才肯老老實實地入睡。但有一夜,她摟得太緊,我想翻身,卻怎麼也翻不過去,幾番掙扎,只得叫醒母親,說——說什麼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表達,腦子裡競相閃過的幾個詞語全不達意。這個詞彷彿經常說,但此時卻偏偏想不起來,吭哧了半天,我別出心裁地說:“俺媽,我拐彎(翻身)。”
“俺媽”,眾所周知,這是許多鄉村對母親的一種稱謂。但在我這裡,有一日竟突然變得複雜起來。母親在鄰居家的院子裡壓了一桶水,讓我回家喊哥哥拿扁擔來抬,但我見了哥哥卻不知該怎麼說了,原本脫口而出的是:“俺哥,俺媽叫你去抬水啦。”可我靈機一動,心想哥哥是我一個人的,可以叫“俺哥”,但母親是我和哥哥兩個人的,怎麼能叫“俺媽”呢?叫了“俺媽”,就等於說,這是我的媽媽,不是哥哥的,那麼哥哥該怎麼辦呢。我試著在嘴裡推敲——“我們的媽媽”,很拗口,顯然平日里不是這樣叫的,那麼平日里到底是怎麼叫的呢?似乎是“俺媽”,但很明顯,這是一種很自私的叫法。我絞盡了腦汁,結果只好委屈一下自己,暫時不要這個媽媽,苦惱地跟哥哥說:“俺哥,你媽叫你去抬水啦!”
哥哥一聽,哈哈一笑,扁擔也沒拿,飛一般地跑去告訴母親:“俺媽,俺弟不要你嘍!”
母親大方地說:“不要就不要吧,反正他又不是我的兒子。”
聽母親煞有介事地講,我是“油鬼”的兒子。 “油鬼”是賣油條的,老老的,禿禿的,黑黑的,矮矮的,油油的,每天早上都會​​騎著自行車到村子裡來,車後座上綁著滿滿的一紙箱油條,叫得很多孩子都直流口水。
我也曾偷偷地想過,假如真的是他兒子,便能天天吃到油條了,便可以天天在翁傑跟前炫耀了,家裡的油條堆得像小山似的,一輩子都吃不完。而且母親還補充說:“他家裡不光有油條,還有一個好看的小妹妹。”
但我總是哭,哀求母親說:“別把我還給他!
這一年,廟村還沒通電。
廟村原本的確有一座廟,有過一群和尚。但和尚們不好好地晨鐘暮鼓、念經禮佛、倒都轉行做了打家劫舍的強盜,結果沒挨到解放後,就被八路軍剿了,並將廟改成了學校,命名為關廟小學。
他嘲笑,指著一年級走廊裡的三個正在啜泣的同學讓我看,說:“他們三個是我們班的,暑假作業沒做,每個人都被用棍子磕了五下,哭了,正罰站呢。”
我不說話。
回到家,我跟母親說,我不讀書了。
我很不明白,在家玩得好好的,為什麼非要到學校去讀書。母親說了很多好話及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我只想著一件事,進了學校玩會挨揍,但跟母親又不能這樣講,只說自己的個子小,會被人欺負。母親說,有哥哥在,有他護著,便不會被大同學欺負了,但這更令我恐慌,倘若他又打我,求救都沒人聽見,以前還好,爸爸只要一看見他把我壓在身底下二話不說上去就是兩鞋底。
其實除了怕在學校裡失去自由,我還怕離開母親。反正只要母親不在身邊,處處便藏滿了危險。和父親在一起,跟和哥哥在一起一樣,我始終都緊繃著神經,他實在太愛打人了。有一次瘋了一樣將母親推倒在門後,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哭著去推他,推不動,便衝出去從門旁找來一根棍子,朝他當頭就是一棍。父親一下子就把它抓住了,狠狠地瞪著我,我也狠狠地瞪著他,僵持了半天,他點上一根煙,溜門子去了。
我下定決心,死活賴在家裡,決不讀書。父母只好分別架著我的左右兩條胳膊硬往學校裡拖。拖了幾步,我趕緊使出千斤墜一般的功夫,將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屁股上,腳尖立刻在村東頭的土路上劃下兩道深深的痕跡,父母又要拖我,又要打我,忙得汗流浹背,怒火越燒越旺,只是可憐了那屁股,好端端地挨了無數鞋底,其中也有母親“賞賜”的。若干年後,憶起這段事時,她仍記得很清楚,說那是我被打得最慘烈的一次,家里人都氣瘋了——頭天還是歡天喜地地唱著歌往學校跑,第二天卻突然說不讀書了。路上,很多人邊笑邊打圓場,勸我讀書識字,將來有大作為,可我只顧掙扎著、哭嚎著,說:沒有書包,父親一把將在一旁看熱鬧的哥哥的書包奪過來狠狠地套在我的脖子上;沒有學費,母親忙不迭地從手絹裡挑出兩張一塊錢塞進我的口袋裡;老師好打學生,幾乎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說:老師從來都不打學生。
老師不打學生?一群騙子。
一片哄笑聲中,我奪門而出,但剛衝出校門就開始滴了。或許是我經驗不足,對付急尿,應該貓腰、緊夾、碎步、慢跑,光憑丹田一口氣是壓不住的,要講策略。
我想脫掉褲子在操場上解決,但又怕同學發現到班裡講,那麼以後做人就像被人攥住了褲襠一樣,有些人是很“賴”的,你一和他吵架,他就揭你老底。所以我寧願把尿尿在褲襠裡,相比較而言,至少體面些。
一年級的同學知道我癡,便常常跑過來捉弄我,說孫老師是孫老媽,已經生了好幾個孩子了,證據便是她臉上的雀斑。我說,那雀斑是因為孫老師小時候像我們一樣頑皮喜歡沿著梯子爬到屋簷底下偷麻雀窩裡的蛋煮著吃而長的一種如麻雀蛋殼一般的花紋。但哥哥卻說:“是生過孩子之後長的——那天我親眼看見她和一個男的手拉著手在河邊走。”
我不信,大叫道:“孫老師從來就不談戀愛!”
“我親眼看見的——騙你就是小狗!”
別人一發誓,我就以為是真的。無言辯駁,我急哭了,可是越哭他越喊。
關於談戀愛這種難以啟齒的事情,我只知道是不好的,卻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哥哥說,談戀愛就是手拉著手;可翁傑聽他大哥講,其實是男的跟女的睡在同一張床上。我比較偏信父親的說法,他用大拇指壓著中指在翁傑頭上用力地彈了一下,只聽“嘣”的一聲,說談戀愛就是在女生頭上彈“嘣”兒。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升入了一年級。回望過去,終於如釋重負,因為新老師不知道我有將教師改成廁所的習慣,且再也不會聽到哥哥只要一想起來就拿腔捏調地在我面前叫孫老媽了,只是一年級不再像幼兒園那般每天都在玩遊戲了,要學很多東西,連幼兒園已經學過的都還要再重學一遍,所以同學們都覺得孫老師實在是多餘的,加上受“孫老媽”的影響,以至於在一次衛生大掃除的時候,當她到一年級一聲不吭地就想將笤帚拿走的時候,翁傑倏然衝上前去攥住了柄子,大聲說:“這是我們班的笤帚!”
孫老師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嚇了一跳,半天回過神來和顏悅色地說:“我拿去用一下,馬上還過來。”
“不行!得問問朱老師!”翁傑嚴肅地說。
孫老師笑著奪了一下,未能得逞,同學們都笑,她惱羞成怒,厲聲喝道:“鬆手!”
“不鬆!得問問朱老師!”
“我問你哪個朱老師!”孫老師左手緊緊地攥著笤帚與翁傑兩隻手僵持著,騰出右手來狠狠地擰住他的腮幫,邊擰邊說,“到底松不鬆!”
“那我真的用力了?”說著我舉起文具盒就砸,砸了七、八下,頭不停地往下縮,縮得低了,就更順手了,我笑著問,“還要不要再砸了?”沒有電,沒有電視,電影只是用發電機帶動著偶爾放映幾場,但這種時尚的娛樂遠遠不能打發人們的清閒時光,倒是傳承下來的評書成了人們最簡單、便捷的消遣。這些故事一旦經了先生的妙口,就像被拍成了電影一般,吸引著四面八方的人趕集一般地湧過來。 ,晚上屋子裡坐滿了,就擠到院子裡去,院子裡裝不下,便把書場移到打穀場上,黑壓壓的,孩子們不聽書,都爬到垛子上蹦跳,惹得各家的大人拿著鞋底到處追打,常常亂成一鍋粥。所以,一抓到機會,大人們都喜歡把孩子鎖在家裡。
夜裡我醒了,發現母親不在身邊,眼淚立刻就掉了下來。空空的屋子裡,寂靜和漆黑簡直把恐怖發揮到了極致。我強忍著哭聲爬到父親那頭,摸摸枕邊,沒有火柴,無法點燈,只得下床,光著腳,連鞋也不敢找,伸直手臂用手往前探著,接上衣櫃、糧袋、蘆葦帳、盆架,終於摸到了門,從門縫裡齜牙咧嘴地擠出去,一路飛奔,直搗書場,不顧一切地撲倒在母親的腳下,緊緊地抱住她的腿,一聲“俺媽”,痛哭失聲。
我告訴母親,無論去哪兒,都要帶著我,如果我困了,就掐我的腿。
但是,母親卻把我送進了校園。
翁傑比我早一天報名,回到家喋喋不休地跟我炫耀讀書是一件多麼光彩的事,而且並不是每個孩子想讀就能讀的,笨蛋就沒有資格。於是第二天我趕緊跑到學校。進了辦公室,感覺所有老師大人都看著我,校長扳著指頭讓我數,數完一、二、三後,讓我立正,我說:“什麼叫立正?”
他看看我,嚴肅地說:“來學校不是玩的,是要學習的,在家裡聽父母的,到了學校就要聽老師的,不許調皮,上課時不許睡覺,不許不做作業,不許破壞花草,不許欺負小同學——”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我的腿就開始抖了。除了父親,還沒有一個大人對我如此講話,而且看似又必須得接受,不接受或許立刻就會挨揍。
從辦公室出來,哥哥問我怎麼樣,我說明天上課。
他說:“上課要聽老師的話,要不然會挨揍的。”
我火冒三丈地說:“老師憑什麼揍人!”
他緊抿著嘴,臉憋得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一年的寒假,在村東頭的打穀場上打雪仗的時候,忘了是因為什麼事情,引出了翁傑告訴了我一個秘密,說村東頭有人說我母親的壞話。我不信,翁傑發誓。然後我就難受了很多天。我很不明白,母親明明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為什麼還會有人說她的壞話呢?也正是這一年的寒假,我的大伯去世了。在他安葬那天,我戴上了壽帽,似穿上了新衣裳一般,興高采烈地跑到翁傑家,在院門口,只露著頭出來,直到翁傑的父親誇一聲“好看”,才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進了學校見了老師總低著頭,一說話上嘴唇就發麻。孫燕芳老師多少次將我的姓都叫錯了,也不敢糾正,乖乖地答“到”或回答問題。如此幾次,翁傑實在忍不住了,猛然站起來指著我說:“他姓王,不姓孫。”
翁傑就住在我家的前面,每天上學都忘不了叫上我,剛出村子,就開始眉飛色舞地向我講述他昨夜的夢了。夢裡,他是一個大英雄、大豪傑,喜歡蒙著面,繫著黑披風,武藝超群,到處行俠仗義,所有人​​都崇拜他,令我艷羨不已,常埋怨自己夢短且平凡,有時好不容易做了一個很露臉的夢,但剛說出口,就被他的夢給鎮住了——你那個算什麼!
起初孫老師壓根就沒有把在她面前連句話都說不好的我放在眼裡,直到我別出心裁地將教室改成了廁所,或許一切都應該先從棉褲說起。
母親專愛親自動手為我縫製棉褲,生怕不暖和,塞了很多的棉花進去,由於手工粗糙,未出幾日,襠口的棉花便露出來了,雪白雪白的,墜著連成一串,呈葡萄狀,美其名曰“豬大油”。五年級的一個老姑娘每次一見我就笑瞇瞇地喊“表侄”,“表侄”代表的是輩分,但在那時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都把它當作最邪惡最糟蹋人的話。每次我都望風而逃,但有時即便鑽進茅廁裡,也會被她揪出來。老姑娘先將我的雙手鎖住使我無法動彈,然後騰出一隻手來將我襠口的棉花一點一點地往外薅,邊薅邊笑,邊笑邊叫,我的哭聲有多大,她的笑聲就有多盪。
我痛苦了很久,心想倘若沒有那棉褲,便不會被揪出棉花來了。於是回家懇求母親脫掉這個丟人現眼的鬼東西,孰料卻遭到了嚴厲的訓斥,理由很簡單,就是怕我凍著。在她看來,小孩子的自尊心實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其實,棉褲倒也並非一無是處,除了能夠禦寒,還可以幫我吸收尿液。
平日里我只敢在課間打打鬧鬧,進了課堂,仍是規規矩矩的。所以通常總是,課間抓緊時間玩得昏天黑地,進了課堂,剛靜下來,忽然發覺有泡尿忘尿了。才剛上課,也不敢說,怕孫老師罵我。我低下頭,緊緊地夾著腿,夾得它透不過氣來。可那尿如潮水一般,一陣一陣的,一次比一次猛烈。越想忘記越是想起,越想越急。我一邊夾一邊考慮對策,不是很急嗎,不如先放幾滴出來,緩解一下壓力,剩下的留到課後解決,怎料第一滴剛出來,後面的便全都湧上來了,千鈞一發之際,怎麼截流都截不住,恰如決堤的江水,一發不可收拾,終於石破天驚。我機泠泠地打了一個冷顫,緊繃的神經瞬時鬆懈下來,一股奇妙的快感遍布全身,但還沒有來得及享受,煩惱便接踵而至。
我不知該責怪棉褲好呢,還是該表揚她。一方面,她一滴不漏地吸收了尿,未讓尿流到地上,蔓延到別人的腳底下,不會被當場抓住,能遲一點丟人;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她義不容辭地接受了尿,棉花濕了,貼著肌膚,熱氣散後,寒冷入骨,好不容易焐熱了,一蒸發,又臊氣襲人。長長的一節課過去了,的確沒有人發現我尿了褲子。下課了,我緊緊地夾著腿,慢慢地挪出教室,挑了一個向陽的好地方,停下來屁股死死地貼著牆,緩緩地像夏天的驢撓痒一般蹭來蹭去,但願磚能分擔棉花的一點壓力,然而不幸的是,被同學們發現了,圍了一圈,指指點點,疑惑不堪,都在研究我是在什麼時候尿褲子的。我自覺地低下頭,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卻不敢哭出聲,心想以後怎麼活呀,但沒幾天,我又舊戲重演。
大概一個月後,我畏畏縮縮地舉起手,孫老師問:“怎麼啦?”
我難為情地說:“我——我——我想——”
“是不是想去廁所?去——快去——快點去呀!”